|  一代风流自可重
 一 士
一
元代僧人中以诗文著名者颇多，如明本、行端、本诚、圆至善住、大訢等皆是。其作品均收入清代顾嗣立编的《元诗选》。圆至字天隐，大訢字笑隐，本诚字觉隐，诗名相埒，当时称“诗禅三隐”。今年是大(1284---1334)诞辰720周年，圆寂670周年。奉读其《蒲室集》后，对他的人格、思想又多了一些了解与景仰。
大讶生活在貌似强盛一的的元朝中期，亲身感到了这个王朝崇奉佛教的施与和浮华。他俗姓陈，江西南昌人，他说：“吾族由九江徙南昌，世为士人。自吾从祖父、伯父与吾始学佛，而吾弟与侄又有为老氏学者。……占吾族之隆潜，而不能不有感于时代人物之异，”(《送侄陈九万道士》)大訢15岁时，随伯父出家，他晚年尚回忆到：“南昌饶益寺，去城四卜里，与余族最相近。余甚幼时，族人往往抱携至寺。及予从伯父祝发城居，惟岁时归省，得留宿焉。”修学佛典之馀，不废传统的经史研读，及长，渐通内外学。
青壮年时，大訢游学参访江西、江浙等地的禅门大德，增益修慧。初参庐山开先寺的一山了万，未契心要，复参谒百丈山诲机元熙，得嗣其法。不久，依止新建双峰寺佛智禅师。时东南禅风颇盛，又与道泰从师前往杭州南屏山净慈寺，侍语从容。后又入天目山请益于中峰明本，以学问相得，甚为投缘。当时的禅门弊端，他后来在《祭中峰和尚文》中直书所见：
垂发垢衣，茅茨不薤；涧饮一瓢，食粥一器；世皆仰公，莫识公志；内己外物，高穹厚地；行通神明，化率异类，特其小耳。……济北正宗，凛乎将坠，譬之九鼎，一丝是寄；丛林荒荒，党斗族詈；世夺贷取，魔孽方炽；叵如大盗，官授之位，肆行诡随，孰别其伪?彼之所荣，公之所愧。……宗唱之滥，众响同吹；口耳授受，相悦狐媚。(《蒲室集》卷15)
辞别中峰后，大訢先至永嘉江心寺，后归杭州住持灵隐寺，声名渐播，遂始聚徒授学，盛极一时。其弟子有宗泐、慧昙等，皆为禅门龙象。“时笑隐唱道于中天竺寺，师(慧县)往造焉。……他日，隐展双手示师曰：‘八字打开了也，因甚不肯承当?’师曰：‘休来钝置!’隐曰：‘近前来，为汝说!’师即掩耳而出。隐颔之。”(《五灯会元续略》卷四)师徒相接尚馀“口头掸”之风。大沂居杭州甚久，湖光山色之胜，人文气象尚存，亦是助缘之一。他自己说：“我居钱塘三十年，与君况是巷南北。”(《送许典使》)然而，在安居中便罹“郁攸之变”，他惟有率诸弟“克图兴复”。
大訢的行道高风引起当时出居(1325年)金陵的元文宗孛儿只斤图帖睦耳的注意。1329年秋，26岁的元文宗将金陵潜邸改建为龙翔集庆寺，诏大訢由馀杭来寺开山上堂，开始与皇室贵族、达宫贵人相往来，他的闻名传布东南。至顺元年(1330)，建康路总管府亦改名集庆，“而江南诸道行御史台建治五十余年，所统三行省、十道廉访司，地周万里，路州县属，不可胜记。”(《至大金陵新志》卷四)大訢所谓“国之食货，资于东南；……于以阐教，于以报国。”(《吴江长桥铭》)在金陵官寺，他由中年渐入人生的暮年，远近僧俗往往求其诗文，他欲弃文字而不得，留存于世的收入《蒲室集》。
二
《蒲室集》共收大讶的诗6卷、文9卷。其文多唐宋古文精简风致，以“载道”为事，又是了解元朝社会及作者思想的一扇窗口。大訢明显受程朱理学影响，以释子而倡儒释道合一，标“性”而为“明性”，言“道”而为“同道”。
佛言性之初虚而明，虚明而风金水火相荡相摩，而天地人物形焉。与《易》有大极而生两仪、四象八卦，其旨相合。……性之体，其大无外，其始无初，其存无终，不可得而名状也。……能识矢性，则可以言全《易》矣。故先甘曰心，《易》曰己。《易》者有得于佛之说，人人廓然，以见夫自性之妙，不儒释而异也。(《月上人<周易解>序》)
唯其如此，两者均有入世觉人之功：“且佛之义训觉，即吾心之自觉而觉人也，犹所谓明明德，新民者也。观音以大悲济物者也，犹禹稷之视人饥溺，由己饥溺之也。”(《集庆路观音堂碑阴记》)他不无感慨地说：“佛之言性，必见之明，守之固，而后为圣为贤。若或明或暗，或操或舍，与所修之异，而为天为人，为鬼神，为异类，凛乎可臣!”(《题昙西竺母李氏墓志铭》)至于老子之道德，“如曰是有太极，是生两仪；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与吾所谓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者不同乎?!曰精气为物，游魂为变；万物出于机、人于机，与吾所谓三世果因、善恶影响者不同乎?!”(《送侄陈九万道士序》)两家主旨“同所以辅世也”。透过这些言论，则其融合三家思想之旨趣昭然矣。所以，他一再告诫他人：“人所贵在知道，知道在明性；明性可振天地万世而独存。”(《书瞻云亭诗后》)
《蒲室集》所收的文章有一些对当时社会生活的混乱与民生疾苦直言不讳，亦非某些士大夫所胎及。元文宗称帝前的行踪及为人，《元史》的“本记”语焉不详。大诉为其侍臣撰《卫可毅尚书历任记》中言之凿凿：
至治二年，谗慝构祸，上迁海南。四年，上还京。未几，复被谗，出居建康，士弘(王氏字)扈从。见道多流殍，御札付士弘，出褚中钱散之，存活者甚众。上至邸，日酣饮以自韬晦、士弘谏曰：“处屯莫若持正，去吝莫若修德；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
酒能败德，不节且致疾，昔人有不得志而逃于醉乡者，乃遗世之上，圣人所不取也：”上深纳其言。
更有甚者，官吏为避余陵行台之督察，“郡守佐往往避烦，不乐就 或托故去，……务善圆以趋合，而犹或不免”(《送周君荣判官序》)相互勾结，而终不免被治罪，其政治腐败于此可见一斑
大认树杭州时，在阳羡有一别半墅，爱其长林丰谷，平园大谿，义可与故家文儒从游，想长此住下去，“特惧其赋役烦重，与细民顽扩好斗”，只好作罢。那屿地头蛇为非作歹，恃强凌弱，“乘之掠人庐室器物，小则责略，及负若机贷；甚则诬之官，检覆逮系，至累岁不能自直者。其有幸能树立，则必结官府，交贵游，援声势以自张。否则，……虽有良田沃壤，不能一日而守之也。”(《送高德润归义兴序》)巨室尚且不免破产，庶民百姓则度日如年了。如此严酷的经济掠夺亦祸及佛门。在诸暨地方，“今污吏虐其民，使不聊生。又渔取吾徒，至倾资以结之，饫酒斌以啖之，犹不能免，况有泽及鳞介者乎?”(《题放鱼记后》)元朝帝室、贵戚施资建寺、做佛事，以求福报，《元史》亦有记载；寺院拥有大量田地，并经营工商业，寺院经济的发展远逾前代。此一非常现象在大沂所作诸寺“记”里即可看出。“然观吴越名山，租人累数万，逋积复万计。纵其徒盗之，馕粥不给，如逃亡家者，比比皆是。”(《潮州南山寺记》)自然，集庆寺亦不例外。为了蠲除租税等事，大遣弟子知人京“请命”，染病以殪，身后尚馀乃师积年赐米一百九—卜石。元顺帝时，他受僧官，经理释门事务，而所感良多：“吾德薄多艰，累诸徒以劳役，而致毙者凡数人，而汝最苦痛。……吾疾日加，虽退而未能，讥谤蝈生，无宁口矣。”(《祭徒弟行宥文》)身在蒲室，日子却非风平浪静。
三
《蒲室集》中像重修百丈清规序、佛光大师塔铭等文，清晰地反映出大讶重宗门之思想，从其诗赋中则可窥见其“志”。他的诗多是应酬之作，而关注民生疾苦、抒发个人幽思、劝慰友人立身处世的亦不少。自幼读书，勤于记诵，长以禅道为己任，不免耗损精力。他自言：“吾年未甚老，而衰疲异常。”(《祭徒弟知津文》)有时难免伤怀，“中年涉忧患，事与壮心违；诛茅依硇曲，我归已无时。”(《送昙西竺》)他想“织履为养”而不能，“孰无父母，独劳我心!”(《瞻云亭诗》)他挂念着师父：“前年党祸作，众溃如星弛；……遂令八十翁，落日乡土思。”(《送晖东阳往江西省佛智师》)他也系念着生计艰难的灾民：“关陕民食子，蜚蝗蔽淮蠕；便须给愧饷，胡能及朝)良。”(《送杨子承台朗》)他向知己者道出心事：“相期如古人，庶以展我心；令躬崇道德，不贵珠与金。”(《次韵石室赠琦上人》)他劝戒官吏：“强弱均惠施，示信明质剂；贸易欣所获，童稚莫或欺。”(《送吴希贤提举》)身处天下多事的时代，他只好借文字以释怀。
大訢与年长于他的宋室贵胄赵孟倾(号松雪道人)交谊独厚，得其书画千馀幅，都施与他人。且自辨说：“予于珍玩古物、图画字帖，皆不能辨。松雪翁诮予以不韵。予谓虽不识物，而能识人。”(《题宋高宗书东方朔<答客难>后》)他始终以自己的宏大、慈悲的个性应对世事，并不有意掩饰，“今日乌台还赴召，聚观父老满江桥。”(《新到建业》)他对元文宗的礼遇心存感恩：“潜宫楼观颂中兴，王气东南百倍增。”(《龙翔寺》)正是他的静观、豁达的胸襟使其成为一代诗僧。
《蒲室集》中以五言诗居多，文以记、序、铭为主，长篇不少；虞集为之作序，称许作者曰：“于是吸江海于砚席，肆风云于笔端。”在收入《四库全书》时，其馆臣也说大祈“非俗僧也”。在回顾他的一生及其创作时，我们不无遗憾于以往的文学史研究者往往忽视释子的撰著，不由想到他的《次韵冯东麓侍御游钟山诗》：才名久著三朝望，经律仍穷万化心；一代风流自可重，后来感慨亦由今。
一个天灾人祸的时代己离我们远去，一个独具生命慧眼而超凡脱俗的人格又让我们感到如此亲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