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教禅学与宋明新儒学
 陈 兵
长期以来，儒家学说被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统治思想，在中国及中国文化圈内影响最为深广，最能代表华夏传统文化的正面。儒家学说的主旨，可以《大学》中“修身一齐家一治国”的模式来概括，这一模式表示：个人的道德修养是维护家族、家庭的基础，而维护家族、家庭的和穆秩序，又是治国之本。质言之，儒家旨在通过伦理教化维护封建宗法制，为封建政治服务。就此而言，儒家之学是一种政治伦理体系，具有十足的世俗性、封建性，与意在“方外”的佛教、道教颇有不同。
从现存文献看，先秦儒家曾有过相当发达的身心修养之学，它以注重道德行为的本体——性与气为特点，以达到尽性率命、“赞天地之化育’，充分发挥人天赋的善性而达到参与自然造化为最高理想，其究极处亦略有超现实的宗教性意味。先秦儒门修养之学主要由思孟学派阐发，传为孔子之孙子思作的《中庸》，以“致中和”为率性修道之要，中和者，“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以体认未起哀乐喜怒时的平静心为本，时常自调其心，令其平衡，不被过激的情绪所控制。《中庸》又把尽性的原则总结为一个“诚’字，诚，古人释为敬，至、一，盖指一种收摄心念令单向性开放于道德修养境界的法则。孟子的“养气”功夫则更富积极意义，其名言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气，指一种与主观精神密切关联的人体生命能量，“夫气，志之帅也，气，体之充也”，气是精神、意志的物质基础。养气之要是“直”’——正直不阿、勇往直前，以此“配义与道”，处处从正义与道出发，则会表现出浩然的正气，其气会“至大至刚’，乃至“塞于天地之间”，铸成伟大的人格，褒有蓬勃浩荡的精神力量。儒家的这种率性、养气之道，从瑜伽学的角度看，是一种从道德修养入手、以道德本体为本、以道德圆成为旨的修心术，可名曰“伦理本体瑜伽”，这是一种颇有特色的瑜伽。
先秦儒家的修养之道，还被作为一种致思途径。《大学》等书谓修身之要为正心，正心之要为诚意，诚意必先致知，致知在于格物。格物，即排除外物、人事的干扰，保持自心的清明平静。《大学》云：“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种从收摄意念波动而入静定，在静定心中思虑的致知途径，与佛教由止入观而得慧之道何其相近。荀子以“虚壹而静’(心灵虚豁、平静、专注)致“大清明’为养心知道之要。《易传》有无思无为寂然不动之说。从这些吉光片羽看，先秦儒学大师身心修养的功夫不浅，修养之学自成规模，可惜语焉不详，未能象佛教禅学那样提供一个明晰的禅学体系。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以来，儒学在封建统治者的崇奉推行下长期尊荣，着眼于齐家治国，儒门人士大多被科举制度网罗，埋头于文章诗赋，浮沉于宦海官场，追逐功名利禄，先圣先贤身心修养之说流于口头，学说经院化、教条化或神学化，数百年间死气沉沉，无大发展，先秦儒家身心修养之学长期失传。
正当儒学沉寂、僵化之际，佛道两教哲学及修养之学，却得以蓬勃发展，于初中唐先后臻于成熟，八宗竞秀的佛教哲学及五花八门的道教仙学，使儒家之学相形见绌，这种反客为主的局面，不能不对儒家文化起一种刺激和推动的作用。从晚唐的韩愈，李翱师徒起，儒家掀起了一个吸收佛道两教学说以复兴先秦儒学的运动，运动的结果，孕生了宋明新儒学。这种新儒学的代表程朱理学、陆王心学，虽立足于先秦儒家的伦理立场，志在“继往圣之绝学”，实质上甚多融摄释道，带有浓厚的释道气味，可谓儒学与佛道二教之学结合的宁馨儿。释道二家之学中，对新儒学的形成起了最大作用的，是佛教禅宗。
摘自《佛教禅学与东方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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