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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相庄严中的中国审美观
 庄伯和
北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太和十年（４８６）正式采用中华天子衮冕礼服上朝，太和十七年（４９３）迁都中原地区的洛阳，更禁止胡服、胡语，奖励汉胡通婚，并改国姓“拓拔”为“元”，这种华化现象也显见于佛像，龙门、麦积山的北魏石雕便是最好的代表。
大体说来，龙门、麦积山的北魏佛像，为长脸、削肩、瘦躯，以及一种洞悉哲理的智慧神情，摆脱世俗的潇酒态度，都更接近中国传统的感觉；我们如果再比较古来的人物造形（如楚帛画的男子像、汉代画像石）以及神仙思想中对神仙形象的观念，当可明了，甚且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外来的宗教想在已具有高度文化水准的中国推展开来，不能不与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有所妥协，美术造形亦然，所以龙门、麦积山的佛像给塑造成类似神仙的样子，也正为了满足中国人的憧憬，同时也配合了知识分子的道家思想。
这时才算是真正出现了中国式的佛像。这种类似中国神仙的硬瘦风貌，显然不同于印度的圆满美男形象，也不同于云岗初期北魏尚未完全汉化时期的佛像。
从佛像里表现出中国传统的审美意识，更可由佛像的服饰看出来。
自太和十八年（４９４）禁胡服以后，孝文帝依然命令以帝身为范造佛像，这时佛像自然穿的是皇帝身上的中国式所谓上衣下裳宽袖长裙的服装了。强调“衣文”成为新的特色，衣文以平面构成扁平的样子，衣襞显出厚衣裳的质感与平行流动的线描，且衣端特别宽大，以装饰化的造形，表现出翻转波状的起伏，已不再是身体上缠的印度式薄衣的样子，在此不免让让我们想起“衣冠制度”这句话，中国古代向来以端正的衣冠来象征国家政治及社会秩序，所以印度佛像，穿上中国的服装，并非不可思议。
史载三国时代吴国画家曹不兴（一说北朝的曹仲达）所作人物褶有出水之妙，所谓“曹衣出水”，说来正是印度式的薄衣在佛像上表现为令人感触到肌的水淋淋的样子，在当时是新的表现形式，所以才被史籍记上一笔。
但佛像的北魏样式，到了纪元六世纪中叶的北齐、北周时代，便衰退了，代之而起的是以山西天龙山、河南乡堂山石窟为代表的所谓“天乡样式”，最显著的特色即是由瘦身长脸，再度变化为圆脸，但不及云岗明显，原因是再度受到印度笈多王朝以薄衲衣表现肉体的造形影响，舍弃了龙门样式上所见的极端无视肉体的形态，而表现出柔软丰富的感觉，衣襞也浅得不让人注意，佛身的装饰及宝冠等细部，都精细地刻画出来。
这种倾向愈来愈强烈，经过了隋代，终于在中国佛教艺术的第二个黄金时代的唐代，达到了最高峰。
摘自《万佛城》20卷48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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