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文摘/2003年第3期
念佛不忘救国
本 性
1995年8月，江总书记为宗教界题词：爱国爱教、团结进步。
爱国，佛教入华2000多年来，始终是佛教界的主旋律，也是佛教界与当时当地社会相适应的基石。
爱国僧，翻开佛教史，数不尽数，并有诸多典范，近代的弘一法师即为其一。
弘一法师，1880年出生于天津，祖籍浙江，俗姓李，号叔同，是我国近代新文化运动早期的著名活动家；1918年，出家于杭州虎跑定慧寺，名演音，号弘一；1942年逝世于泉州晚晴室，享年63岁，于去世前的病中，写偈云：“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亡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生命弥留之际书“悲欣交集”四字遗世。
法师所处时代，国家内忧外患，其爱国精神也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可从两个阶段看，即在俗时、为僧期。
在俗时的爱国表现：
康有为变法救国，李叔同很崇拜之，19岁时，就刻闲章谓“南海康君是吾师”。
1905年，与许幻园、黄炎培等思想先进青年创办“沪学会”，定期演讲爱国、自立、卫生等专业。该“沪学会”，附设补习学校，培植后进，为该补习学校作《祖国歌》、《大中华》歌颂祖国。
《祖国歌》：
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
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
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
乌呼，大国民! 乌呼，唯我大国民!
幸生珍世界，琳琅，十倍增声价。
我将骑狮越昆仑，驾鹤飞渡太平洋，谁与我仗剑挥刀?
乌呼，大国民，谁与我，鼓吹庆升平!
丰子恺说：他“少年时，排着队，唱着歌，扛着旗子，上街宣传‘抵制美货、抵制日货、劝用国货’时，《祖国歌》即是所唱的歌之一”。可见此歌流传之广。
《大中华》：
万岁，万岁，万岁，赤县膏腴神明裔。
地大物博，相生相养，建国五千余岁。
振衣昆仑之巅，灌足扶桑之漪；山川灵秀所钟，人物光荣永垂。
漪欤哉，伟欤哉，仁风翔九畿；漪欤哉，伟欤哉，威灵振四夷!
万岁，万岁，万万岁!
又作《喝火令》：“故国今谁主，胡天月已西，朝朝暮暮笑迷迷。记否天津桥上，杜鹃啼，记否杜鹃声里几色顺民旗。”尽露国家被欺不能自主的悲愤。
同年，其母逝，安排后事后，为寻救国路，诣日本，诣日本前，他作《金缕曲》“留别祖国”，表达了誓报国恩的满腔豪情。
《金缕曲》中云：
二十文章惊海内，毕竟空谈何有? 听匣底苍龙狂吼。长夜凄风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国，忍孤负!
到日本后，创“春柳剧社”，公演世界名剧《茶花女》，自饰女主角，将收入汇回祖国赈救淮河流域水灾灾民，又公演《黑奴吁天录》，揭露美国残酷虐待华工，迫害华侨，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等恶行，并鞭笞清庭之腐败。
在东京，他加入孙中山、黄兴领导的革命的中国同盟会，支持维新变法。1911年回国，加入柳亚子领导的进步文学团体南社，力求唤醒国民民族精神。翌年，辛亥革命、民国成立，他欣而填词《满江红》，对新生共和国的未来充满憧憬：
皎皎昆仑，山顶月，有人长啸。看囊底，宝刀如雪，恩仇多少。双手裂开鼷鼠胆，寸金铸出民权脑。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
荆轲墓，咸阳道；聂政死，尸骸暴。尽大江东去，余情还绕。魂魄化成精卫鸟，血花溅作红心草。看从今，一担好山河，英雄造。
为僧期的爱国表现：
1933年，为晋江草庵书一联，其中有句“勿忘世上苦人多”。
1937年3月，厦门当局准备召开第一届运动会，有人建议请法师作会歌，一向不喜应酬的弘一法师，慨然答应，亲作词曲，充满爱国激情，《运动会歌》曰：
禾山苍苍，鹭水荡荡，国旗遍飘扬!健儿身手，各献所长，大家图自强。你看那，外来敌，多么披猖!
请大家，想想，请大家想想，切勿再彷徨。
请大家在领袖领导之下，把国事担当。到那时，饮黄龙，为民族争光；到那时，饮黄龙，为民族争光！
1937年，七七事变的消息传到厦门，一次用餐时，弘一法师不禁凄然泪下，伤感地对弟子说：“吾人所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的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之时，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为释迦如来张点体面，自揣不如一只狗子，狗子尚能为主守门，吾人一无所用，而犹醌颜受食，能无愧于心乎?”
他遇求字，常为人书“发心求正觉，忘己济群生”，“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此后则常书“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两句，当时，在泉州讲经时，讲座后壁上悬挂的就是他亲书的这两句。有时，还加“佛者、觉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跋语。他常嘱僧俗弟子读诵《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十万遍，并自书华严偈颂，用于祈愿：三途八难俱离苦，四生三有尽沾恩，国界安宁兵革销，风调雨顺民安乐。
1938年3月，厦门已战云密布，敌机敌舰时常来骚扰，弟子为他安全，求他转去内地。他致函弟子丰子恺说：“为护法故，不怕炮弹，倘值变乱，愿以身殉，古人诗云：‘莫嫌老圃秋容淡，犹有黄花晚节香’。”他因此命自室为殉教堂，晚晴室。
其时，日本某舰队司令造访法师，司令要求法师以日语对话，法师坚持“在华言华”，拒绝说日语，司令邀法师赴日弘法，法师回答说：“出家人宠辱俱忘，敝国虽穷，爱之弥笃，尤不愿在板荡时离去，纵以身殉，在所不惜。”当时，有中外报刊对此事进行报道。厦门沦陷时，弟子劝他避走桂林，他谢绝，抱着地藏菩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心，坚留闽南。
其老友柳亚子为弘一法师60大寿，赠五绝二首：
君礼释迦佛，我拜马克思，
大雄大无畏，救世心无歧。
闭关谢尘网，我意嫌消极，
愿持铁禅杖，打杀卖国贼。
大师回赠柳亚子《为红菊花说偈》以明其爱国心不变：
亭亭菊一枝，高标矗劲节。
云何色殷红，殉教应流血。
这年，他有一天外出，“在马路中闻有人吹口琴，其曲为日本国歌”，甚感“归途凄风寒雨”。
据丰子恺说，有次，他送大师一些做僧装用的粗布，因看他用麻绳束袜子，又送了些松紧带给他，他受了粗布，却把松紧带还给了丰子恺，且强调说：这松紧带“是外国货”。
1940年冬月，有批小学教师来见大师，一教师求教法师“现在教师工作繁重，薪水低微，而物价腾贵，数口之家难以维持，有人想要改行，是否可以? ”法师听后，沉默良久，然后语重心长地说：“小学教育，是栽培人材的基础，关系国家民族，至重至大，小学教师，日下生活确实太清苦，然人格实至高尚。”，因此“我看未可轻易改途啊”!
弘一法师曾自言“言属心声”，从他的以上言行表现可见其爱国精神之一斑，时至今日，仍对我们有极大的鼓舞和借鉴作用，只要有国家、宗教、人类存在，他深切的爱国精神将永远长青。
摘自《福建佛教》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