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学文摘/2003年第3期

 

隋唐佛教音乐

胡 耀


  自南朝至隋唐间,由于梵文的悉昙、声明学说与技术的总结与应用,佛教音乐从理论到实践得以巩固与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它对中国的民族音乐从理论到实践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传统音乐的音律、音阶及乐学结构,使中国音乐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革,有些方面则取代了中国民族音乐原有的东西。它之所以能够这样,并与中国传统音乐合流,是因为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佛教(或说古印度及西域各国)的文化观念与中国相同或相似,如佛教的宇宙观、哲学与思想,与中国黄帝、老庄及孔子等学说在很多方面颇为融合,甚至不约而契;二是佛教(包括古印度及西域各国)的乐律、乐学原理同中国的乐律、乐学如出一辙,但是在乐律理论与技术上仍存在着同中之异,不然,我们就不可能区分“梵音”与“华音”了。

二十八调理论

  二十八调是中国历史上所谓“燕乐”采用的宫调,又称为“俗乐”宫调,有七宫、七商、七角、七羽,合为二十八。七宫是正宫、高宫、仲吕宫、道调宫、南吕宫、仙吕宫、黄钟宫;七商是越调、大食调、高大食调、双调、小食调、歇指调、林钟商;七角是大食角、高大食角、双角、小食角、歇指角、林钟角、越角;七羽是仲吕调、正平调、高平调、仙吕调、黄钟羽、般涉调、高般涉(见《新唐书·礼乐志》)。二十八调的确定和立名来源于“胡部乐”,并非我国传统事物。段安节《乐府杂录》把二十八调的宫、商、角、羽分作“平”、“上”、“去”、“入”四声,各声调名与《新唐书》相同,只是列次先后不同,段的列次为“平声羽七调”、“上声角七调”、“去声宫七调”、“入声商七调”。很显然,二十八调之说来源于梵语声明学。但是,据四声谱的声位为东方“角”为“平声”,南方“徵”为“上声”,西方“商”为“去声’,北方“羽”为“入声”,这里面有声位与律位的混淆,比如,中国传统五声相应的律位与梵音五声相应的律位所存在的差异,会使人对梵音声位产生错觉。

  二十八调是宫廷采用了印度和西域的唱诵宫调用于宴飨等场合。说它为“俗乐”,是因为这种音乐都是印度或西域各国的民俗的音乐,流行颇为广泛,但它与梵音实际上是一回事,都是“悉昙”与“声明”的音响。宫廷采用这种宫调的音乐有两个渠道,一个是从西域各国传入,一个是从佛教音乐和“悉昙”、“声明”里采取。这个问题实际在南北朝时就已出现。

八十四调理论

  八十四凋是隋代开皇年间乐户万宝常据佛教音乐的音律所制,从“八音”旋相所生而得;“八音”各自的音区有高有低,音域有限,由“八音”组合起来可以尽生八十四律。为什么要产生八十四律? 因为十二律相生,每生一律间隔七声,十二律相生得到还原共经历八十四律,否则是不能还原的。这就是佛教经典中所谓的“八十四法门”。万宝常的八十四调受到尚书仆射苏威的压制,后来柱国公郑译根据苏祗婆的琵琶七声的理论,展转相生亦得八十四调,于是著《乐府声调》,此书不传。

  八十四调的理论并非起自隋代。南朝梁武帝制作佛乐曲调,总结佛乐清商理论时,曾造“四通十二笛”,又以“五正”“二度”七声旋相得八十四调,并著于书中,后来侯景之乱时,曾经散佚。隋代之后,唐代武德九年(626),太常少卿祖孝孙受高祖之诏,制定乐律,祖孝孙以同样的方法旋相,亦生得八十四调。自此,八十四调成为唐代的乐律理论的主要依据。

  隋唐间盛行的“二十八调”与“八十四凋”,都是梵音的理论,它们的理论与“清商乐”的理论是一致的。欧阳修认为“二十八调”“形类雅音,而曲出胡部”(《新唐书·礼乐志》)

  新理论的传入,相应地带来了新的概念、名称、术语。最早见于《隋书》中载音译的七声术语,“一日婆随力,华言平声,即宫声也;二日鸡识,华言长声,即南吕声也;三日沙识,华言质直声,即角声也;四日沙侯加滥,华言应声,即变徵声也;五日沙腊,华言应和声,即徵声也;六日般赡,华言五声,即羽声也;七日俟利建华言斛牛声,即变宫声也。”至唐代中期以前又出现了十二律音中部分汉译术语,如道调、仙吕、越调、大食、高大食、小食、双调、歇指、平调、般涉、高般涉等,将十二律名称译全当在唐代晚期。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教文化发展的顶峰时期,包括音乐在内的寺院文化源源流入宫廷和民间。与佛教文化性质相同和相似的西域文化大量传入中国,形成了一个包括音乐在内的以佛教文化为特色的文化新潮,一方面冲击着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一方面二者也进行了有机的融合,对中国的各个文化领域发生着深刻的影响。对于佛教音乐而言,从理论技术到曲目作品的总体结构及其制作校订等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传承是严密和完整的;但对大多数寺院来说,失传、流变也是常有的事,但这种失传与流变的程度与社会上的失传流变相比,要小得多。“悉昙”与“声明”到了唐代形成了一门专学,即所谓“悉昙学”。日本的“悉昙”与“声明”学基本上都是从中国的唐代开始传过去的,而唐代中国僧徒所撰著的有关“悉昙”和“声明”学的论著却大都没有流传到今天,只有智广的《悉昙字记》到现在还能见到,但它也是早已在我国绝迹,后人辗转从日本带回一册手抄本。唐代的佛教音乐颐匮颐内外纵横交织的复杂的历史情况还有待于进一步清理。

            摘自《佛教与音乐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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