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种温和而究竟的文化批评
何
云
作为一个现代人，一个生活在俗世的现代人，第一次使我对于现代文化深感不安的，不是诸如环境污染、生态危机、伦理崩溃、人口爆炸、核弹阴云之类大题目，而是一件看上去小得不能再小的小事。
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越来越多油头粉面、性别特征蹊跷的青年男性出现在我们的居民小区，出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这当然不是指的某种生理性选择的结果，而是在现代文明这样一个综合体之内——由越来越暖昧不清的价值观与越来越毫发毕现的商业操纵，一块儿合谋的必然产物。同理，比这点小事更大一点的事，是都市人群触眼可见的另一道风景，那就是母性——据鲁迅先生说，这是女性伟大的与生俱来的先天之性——正在普遍销蚀与退化。先生要是活到今天，老人家还会这么自信吗？他一准得说看不懂啦：一边是现代科技正在许诺的美妙无比的“数字化生活”，一边是当初恨不能用科技武装到牙齿的人类，今天正在渴望重新获得一口干净的空气、一口安全的食品，甚至于一份朴实无华的赤子之心。——世人都说环保好，水土流失不得了，但是，与大自然的水土流失相比，人类社会自己的“水土流失”——母性与雄性的日渐销蚀，难道不是一件更其不妙的大事吗？
当然，事情似乎并不象悲观论者描绘的这么悲惨，这个世界早就准备好了另外一种声音，一种主流的主导的“欢乐颂”：我们应当欢呼百年以来“男女平权”的伟大胜利，而不是什么母性的流失；我们应当欢呼现代文明伟大的宽容主义的胜利，这一胜利使得“同性恋”之类不但不必受到任何质疑，而且竟成为无数都市时髦之中的一种最新时髦——只有“皇帝新衣”故事里那个傻孩子才会说：那不是“恋”！我们甚至还应当匍伏在现代文明这个巨无霸的脚下，感谢它把我们—代又—代的男性培养得越来越彬彬有礼、越来越光鲜照人、越来越温柔甜美，而不必在意祖父身上的那些曾被称作“男人”的质地——坚强、厚重、博大和承担，正在日益模糊和消遁，不必在意“男性”这个范畴正在被连“根”拔起——在不过短短的五十余年间，“男性”从心理到生理被改变：只有少数一些迂腐的学者才会惊呼，那种维持人类自身再生产的基本液体，怎么会在短短的几十年之中从数量到质量都惊人地减少？
这样的“二律背反”，你肯定还能发现更多更多：煤炭和石油是什么？佛教说那是“劫灰”，是无数劫以来留下的灰烬，但现代文明人一定会说：荒唐！那不是劫灰，是命脉，是无数已经和正在“现代化”的国家、地区和人民的命脉；那么，我们就不讨论这么宏大的政治经济题目了，拣一件特小的事儿说说：从通都大邑到偏远小镇，摆在超市大小冰柜里的那些漂亮干净的鸡鸭鱼肉又是什么呢？现代文明人说，这是我们价廉物美的食品，是我们无比美好的生活方式，佛教说那是人心所造“化城”之中的幻化之物，现代文明这座“化城”是人类长途旅行当中遇到的一座魔幻之城。在这座城里，以往历史上只有极少数富人可以享用“朱门酒肉臭”的奢侈，正在演化为大多数平民百姓随时随地可以极方便地满足的一种普遍生活方式，因为，现代化工业流水线日夜不停地生产出源源不断的具有鸡鸭鱼肉外形的产品。问题是，今天越来越多的人承认，这些产品不止是肉美而不香、果大而不甜、花妍而不香，不止是徒具外形，而且更要命的是，人们不能确定，自己已经和还要吃下去喝下去吸下去的，究竟是什么——从农药残留到基因改变，从水污染到空气……
你甚至未必能确定你的“中国人”身份。当然，毫无疑问，你生长并迄今仍然生活在中国，你绝对热爱自己的祖国，“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接它的有猎枪”，没错，这都是你永远不变的信念和情感。但是，地理上的“中国人”，并不一定就是心理上的、文化上的或统而言之文化心理上的“中国人”。前者与后者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在近代以来，在经历过“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后，现代中国人与自己的祖先，只不过是保留着生理与地理上的联系，至于起码同等重要的文化的心理上的联系，还有多少？待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许多远离祖国的“海外爱国侨胞”，比起你我，可能更像“中国人”。当然，生活在中国的，还是有许多中国人。根据《法音》杂志和《佛教文化》杂志迄今所公开刊载的材料，你肯定会很高兴地看到，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入寺问俗，随口一句焰口词“杜鹃啼落桃花月，血染枝头恨正长”——你会背诵吗？我不会，但我知道，那就是一种心理的、文化的联系：和宗教不一定有关系，和文化心理传统大有关系。
甚至中国佛教自身，也有许多有待确定的课题。好的佛教是一种“成本”很高的宗教：在经济成本尤其是人生历练与品质两方面，都需要很高的成本。不幸的是，大概伴随着宋元以下整个中国文化的凹陷与沦落，中国佛教逐渐随之“贬值”，以至于今天我们大概还认为，佛教的思维之花可以随时随地廉价地开放——其结果是，在精神生活方面我们也遭遇了“花妍而不香，果大而不甜”的尴尬。当然，任何事情都不能极端而言之：比如唐代皇帝对于法门寺的供奉，如果说在好几年前，我也曾为那份奢侈与好奇而醉心，那么时隔数年，今天我已经因此而感到羞耻——对于奢侈的羞耻。相比之下，我坚信法门寺那位清贫而伟大的现代守护人——和富有四海的皇家供养人同样——想必能够说明“佛教是一种高成本宗教”的感悟。
上期（编者注：指《佛教文化》）卷首语里呼吁“研究一点体制的、机能的实际问题”，承蒙读者在给予关注、回应。中国“入世”前后，政府许多经济管理部门事实上已经经历了巨变，从行政管理向行业中介过渡是一种普遍趋势。要说到“行业中介”，还有几个象几大全国性宗教团体那样历史悠久的“中介”？——如果可以把这些“党和政府联系信教群众的桥梁与纽带”理解成为计划经济时代的“中介”的话。至于“入世”之后的新型“中介”之路，那将是何等修远，就不必在此置评了吧。
还记得中国佛教的主要象征——洛阳龙门石窟奉先寺卢舍那大佛，记得大佛嘴角边那永远的微笑吗？永远记住这微笑，这微笑会照耀着我们，为了寻求一种温和而究竟的文化批评，让我们一起来走遍红尘吧！
摘自《佛教文化》200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