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刻经处
杨雨文
在南京中山东路一片楼丛中，藏有一所宁静、典雅的院落，矮墙迂迥，曲径通幽，宛如一座放大了的盆景，这就是已有一百二十年历史的金陵刻经处，也是我国目前唯一刻印流通木版佛经的场所。
创始人杨仁山
金陵刻经处的创始人是清末著名佛学家杨仁山居士（1837———1911年）。他是安徽石棣人，自幼聪慧过人，十四岁即能诗善文，二十七岁时得佛经《大乘起信论》，遂属意佛学。上世纪中叶，杨居士举家移居南京。他搜求佛典，饱览经史，立志于佛学研究。由于当时时局混乱，许多佛教典籍毁于兵火，无经书流通，杨居土乃邀集王梅叔等人发动募捐，于1866年创办“金陵刻经处”。
杨仁山办刻经处，一为刻印佛经，二为给佛教界提供一方研究场所。他把刻经与讲学合为一体，在刻经处办僧学堂“祗洹精舍”和“佛学研究会”，亲自讲授佛学，在当时影响颇大，被学者梁启超称为晚清思想界的一支“伏流”（地下河流）。在他的门下曾出现了欧阳竟无等佛学大师。
清光绪（1875——1908年）初年，杨仁山曾作为随员在英、法两国“钦差署”供职。他在英国博物馆中看到国内无处寻觅的中国古本佛经。甚为感慨，其刻经宏法的决心愈益坚定。这期间，他结识了日本佛学冢南条文雄，共同切磋佛学。后曾托南条文雄从日本等国寻回旧刻经卷二百八十余部，其中有隋（581——618年）唐（618——907年）间失传而千余年未曾出现的典籍。他也为日本藏经书院编印的《续藏经》提供了所缺典籍百余种，为中日佛教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
“杨居士是位博学多识的开明人土”，刻经处的研究人员、83岁高龄的李安居士介绍说，“他兴趣广泛，对西方天文、测量和建筑学均有研究，多次从国外带回新仪器，并自造浑天仪、地球仪供学校教学使用。他还发起组织了测量学会。”杨居士曾给诸子留有这样一则遗嘱：“刻经处系吾三十余年经营所成，永远作为流通经典之所，尔等均不得认为己产。”这一开明之举，在当时实所罕见。1911年杨仁山逝世后，门人遵照他的遗言，在经版楼前为他建造了墓塔。
杨仁山居土一生讲学刻经，遗著颇丰，佛学界对他评价甚高，称他为“近代复兴佛学的一代宗师”。当代佛学家、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在《金陵刻经处重印经书因缘略记》中这样写道：“近世佛教昌明，义学振兴，居士之功居首。”
历经百年沧桑
金陵刻经处创办一百二十年来历经沧桑。本世纪初，刻经处刻印流通佛学经典已达百余万卷，印制佛像有十余万张，藏有佛教典籍一千四百四十余种，并藏有大量的明（1368——1644年）清经版。可是此后数十年间，由于战事连绵，刻经处在风雨飘摇中逐渐走向衰落。树倒墙塌，人散版乱，一段时期内,其业务完全中断。直到1952年，经人民政府与佛教界共同努力，才使刻经处停顿了二十多年的业务重新得到恢复。尔后，在赵朴初先生的倡导下，又将扬州、四川、北京、天津、常州等多处寺院经版汇集于此，并把刻经处定为中国佛教协会的事业单位。十年“文化大革命”中，刻经处作为“四旧”再次受到冲击，幸有国务院及时来电制止，才使其免遭厄运。
“近十年来，刻经处的业务发展很快。”刻经处负责人管恩琨说，“为满足各寺院、大学、研究机构对佛典的需求，我们边整理经版，边印书，先后出版了《净土四经》、《高僧传》、《金刚经》、《心经》、《杨仁山居士遗著》、《欧阳竟无内外学》、《大唐西域记》等近两百种书，计四十余万册。1981年，为纪念文学家鲁迅先生诞辰一百周年，我们用鲁迅当年托付刻印的经版，出版了他亲自断句的《百喻经》。1985年我们还出版了由佛学家欧阳竟无先生和吕澂先生早在五十多年前从《大藏经》中选出并提要勾玄、精心校勘的《藏要》，全书三辑九函四百余万字。这部书的出版，可以说是成就了佛学史上的一件大事。”
近些年来，刻经处与许多国家的图书馆、研究机构和佛教界人士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来自美国、日本、巴基斯坦、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佛教徒和佛学家都来这里参观过。刻经处前后接待了中外客人一百多批、近千人次，并曾为海外僧人承印了各类经书一千五百多套。
摘自《香港佛教》199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