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搂台烟雨中

秉 之

　　寺院是佛教住持三宝和弘法利生的场所，又是佛教文化的载体，联结国际友好的纽带，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其建筑本身，则是祖国最珍贵的文化遗产，建筑学领域中一个独特体系——佛教建筑体系。
　　佛教传入中国，一般公认是公元一世纪中汉明帝时期，但这只能说是佛教作为一个宗教正式得到当时政府的崇信和承认的开始。实际传入时期见于史籍的就有公元前二年大月氏国使者伊存口授佛经于当时博士弟子景卢的纪载。随后藏、傣等民族地区在七世纪中又都分别从汉地及印度、尼泊尔、缅甸传人佛教，形成了我国佛教的汉、藏、巴利语三大系统。而这三大语系佛教在各该地区的传播，也带来了不同民族技艺、风格的佛教建筑。
　　我国建筑按照已有文字的纪录来说，到佛教传入中国时，就有将近两千年的历史。佛教传入后，基于宗教生活特有的要求，并吸收外来的新的因素，开拓创新，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固有的建筑传统技艺。佛教寺院的布局风格有其不断的历史演变。
　　广大汉族地区早期的佛寺布局，几乎寺必有塔，而且塔居寺的中心。如佛教东来后，我国第一座佛寺——白马寺内就有塔。《魏书·释老志》称：“自洛中构白马寺，盛饰佛图，画迹甚妙，为四方式。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洛阳伽蓝记》亦称白马寺内“浮图前奈林葡萄异于余处”。最早具体叙述佛寺状况的历史文献（《后汉书·陶谦传》）称，后汉未笮融“大起浮图，上累金盘，下为重楼。又堂阁周回，可容三千许人”。所谓“上累金盘”，就是用金属按印度窣堵波式样的缩影作刹；“下为重楼”，即下面用中国原有的所谓“望仙楼”多层楼阁式为塔身，构成我国早期佛塔塔型，为寺的中心。这一佛寺布局的形式基本上延续至唐初。自道宣律师的《戒坛图经》问世以后，塔的中心位置始由佛殿前移至殿后。以后随着历史转移，遂逐步以殿堂为主体，而塔居次要地位，最后演变为不居寺内而建在寺外以至距离较远的地方。这一转化与佛经中先后倡导佛教徒祀拜对象的改变有关，即由拜塔转而盛行礼拜佛菩萨像，而殿堂则为供奉造像所在有关系。以殿堂为中心的寺院平面格局，在公元四、五世纪己基本定型，即基本采用我国原有建筑一般传统布局，山门后中轴线上布置重重的殿堂而周围则环以廊庑楼阁，庭院深深、花木掩映，形成庄严清静、适于宗教活动和满足宗教气氛要求的环境。
　　上述我国汉地早期以塔为中心的寺院，目前在我国大地上已经找不到完整的遗构，而在日本则尚存有同它具有法缘关系的奈良法隆寺和大阪四天王寺，其佛塔仍巍然屹立，而且保存完好。我们从法隆寺内的五重塔就可以看到我国初期的“上累金盘、下为重楼”的这一类型的木塔的基本形象，从两寺的整体建筑布局，也可以想见我国较早期寺院的风貌。
　　两千年来，历经沧桑变化，最早的佛教建筑中的杰作已荡然无存，但自公元九世纪以后保存的寺院，仍可以向世界展示我们民族的智慧和劳动的伟大成果。如九世纪建造的山西五台县佛光寺，十世纪建造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等木结构建筑及其以后修建的保存较多的杰作，都是我国从古代发展下来的高度技术和与艺术相结合的佛教建筑典范。在塔的方面，有取材不同的木塔、砖塔、石塔。有形式多样的多层楼阁式、密檐式、覆钵式，以及金刚宝座等的宝塔。如唐代建的大雁塔、香积寺塔；宋代建造的六榕寺千佛塔等都是著名的多层塔，六世纪修建的现存最古的嵩岳寺密檐塔则是我国古砖塔中最珍贵的遗产。还有唯一保存到现在建于十一世纪的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木塔（应县木塔），更是佛教建筑中的瑰宝。这座在技术和艺术上具有高度辉煌成就的塔上，悬了一块过去香客们奉献的题为“鬼斧神工”的匾额，现代建筑学权威、专家们认为这个题词恰当地反映了这座木塔高超的艺术成就。另如泉州开元寺宋代改建的石造双塔，巍峨壮丽，也是特殊技艺构造的珍异佛塔。新中国修建的北京灵光寺佛牙舍利塔和广东国恩寺报恩塔，在传统风格基础上进行了革新创造，都被公认为典型的密檐塔。
　　历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为我国佛教发展成熟臻于鼎盛的时期。这一时期中，不仅是作为我国佛教文化艺术宝库的伟大石窟寺的开凿成为风气，而且一般寺院的修建也进入了一个高潮。据《洛阳伽蓝记》记载，仅北魏首都洛阳一地就达一千三百六十余寺。唐代著名诗人杜牧咏南朝金陵佛寺之盛，亦有“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之句。它不仅在城市，还遍布在山陬水涯。其间开始形成了我国佛教四大名山。随后经过各个朝代的不断修建，这四大名山更成为集中民族和南北地区各种风格的佛寺建筑的胜地。
　　除汉传佛教寺院外，藏族、傣族等兄弟民族在本民族建筑的基础上都吸收了不同方面的外来因素，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佛教寺院建筑，与汉族寺院并耀于祖国辽阔大地上。藏族地区的一些主要寺院，规模都十分巨大。一系列辉煌宏伟的佛寺建筑群连绵逶迤于雪岭高原之中，层楼叠阁，鳞次栉比，金碧辉映，色彩艳丽，宏伟壮观。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如拉萨的布达拉宫，修造当时是汉族技工进藏合建的。驰名于世的拉萨“二昭”——大昭寺、小昭寺，据实物和史籍记载，也是汉、藏技艺结合的杰作。最具特色的古建筑群——桑鸢寺，其坛城布局是完全按照佛经所描述的世界形象图说构成的，可惜“文革”中被破坏。现在承德外八庙中的普宁寺，前为汉族传统寺院格局，后面即为仿照桑鸯寺建筑的特殊模式构造的，犹可以得其原来面貌的梗概。北京雍和宫、西黄寺，也都是汉、藏技艺风格明显结合的实例。傣族的寺塔建筑风格来源于斯里兰卡、泰国、缅甸南传佛教国家，如景洪大菩提寺、勐海县的勐海大寺等等，不但形式风格与汉、藏佛寺迥异，而且一般格局都是一座大殿，殿前或殿侧建塔，个别在寺外，接近于印度和初期汉传佛教寺院的格局。著名的曼飞龙塔群，由九座白塔组成，主塔居中，八塔分列，各砌佛龛，内供佛像，造型独特，是驰名于世的巴利语系佛教建筑中一枝珍异的奇葩。
　　佛教传入中国后，使高度发展的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各个领域产生了新的变化发展，寺院不仅是宗教生活和活动场所、历代名僧大德辈出与佛教发展的摇篮，而且还是许多佛教文化遗产集中荟萃的宝藏。
　　佛教有二万几千卷汉藏文经典及大量有关著述，还有丰富的傣文译典和著述，汇成了一巨大的代表人类深邃的哲学思维的文化宝库，寺院是教徒学修场所，汉传佛寺有藏经楼，傣族佛寺有藏经亭，藏传佛寺有扎仓经院等，它门都大量集中保藏着佛教方面的经典著述。久已湮没的宋刻《碛沙藏》、金刻《赵城藏》就分别保存在西安卧龙寺、开元寺和山西赵城广胜寺。稀世之宝的宋刻《开宝藏》也有《大般若经》初印本一卷发现，保存在山西孝义县兴福寺。举世知名的《房山石经》，也一直完好地保存在北京云居寺石经山洞窟和地下。
　　吸收健陀罗和印度特点而发展成为中国艺术风格的历代佛菩萨造像，适应佛教生活需要制造的钟、磐、炉、鼎之类的法器，更是集中供奉和荟萃在寺院，供国内外信众及各界人上瞻礼和鉴赏。
　　各种形式、各类取材创作的佛画，其中如壁画可以说是伴随佛寺的出现以俱来。汉《牟子理惑论》、《魏书·释老志》对白马寺的叙述就有寺壁上画有千乘万骑绕塔三匝、“盛饰浮图，画迹甚妙”之说，发展到唐代，寺院壁画盛极一时，几乎寺必有画。当前，山西大同华严寺、北京法海寺以及藏语系佛寺中宏博精湛的壁画都仍在流光溢彩，显示辉煌灿烂佛画艺术的光辉，始自曹魏陈思王曹植创作的梵呗以及佛曲音乐，经过历代发展，吸收结合了中国传统的诗歌方面的声律，蔚然自成体系。至今保存在北京智化寺和江南、岭南各地有些寺院的梵呗佛曲，仍为有关学者重视研究的对象。
　　古印度、西域及东南亚一些国家来华的佛教高僧大德既是佛教的传播者，又是友谊的缔造者。他们在我国名山大刹中留下的历史足迹凝聚着宗教的虔诚，也凝聚着真挚的人民间友好的感情。这些寺院不仅是纪念他们业绩和友谊的场所，有的还形成国内外佛教各宗派的共同祖庭。
　　我国佛教寺庙建筑广布城市山林。它不仅改变了我国城市原来只有衙署、官邸、民居的单调面貌，而且山陬水涯，伽蓝掩映，高塔凌云，钟声梵呗，回荡悠扬，增添了无穷景观，无限诗情画意，美化了祖国山河，陶冶了人民情操，提供了历代伟大诗人画家以高深的创作意境，极大地繁荣了两千年来我国文学、绘画艺术领域。
　　历时两千年我国这一重大的宝贵文化遗产，它对宗教有重大意义，对文化有重大意义，作为国际友好纽带，过去、当前以至今后都有其重大意义，我们应当永远珍护。特别是应当珍护它的宗教属性和职能，使之能保持其应有的宗教本来面目，发挥其多方面作用，作出更多的贡献。

摘自《法音》1992年第12期